在图书馆阴暗的角落
联想到肥皂剧的情节，我揣测
在那些遮蔽物的背后
是否有恋人们亲密的举动。
酷暑的烈日是情侣的敌人
而古老纸张的寓所是理想的去处
在这里度过一段时间
安静而甜蜜
我翻看着那些发黄的纸片
它们仿佛就要死去
但当你打开它们的时候
那吱呀的声音提醒着你它们的生命
仿佛如婴儿的初啼
也可能是背后那对情侣忘情的
挑逗，我揣测……
我需要一些东西去打破幻想。
一本关于耶稣的故事书在我面前自动打开
我没有信仰。我想，是的。
一道阳光从窗外照射在书页上
看起来像是某种启示。
五分钟以前我还憎恨这太阳
我身上的汗水尚未变成白色的晶体
一层让人厌烦的油腻
提醒着我走出这个密室会迎来
让人融化的温度。
基督死前的皮肤上是否也有一层
让人厌烦的油腻？我揣测，
仿佛听到由远而近的声音，
我想那是否是小情侣忘我地享受生命的证据？
在这个密室里，仿佛激荡起喘息的回声，
我揣测，然后合上书本。
我决定去寻找密室的出口。
在图书馆的门口
我回头打量着昏暗的大厅
太阳照在我的背上。
在转身离开的那一霎那，
是光圈和眩晕。
我一向覺得QQ長得醜，不是一般的的醜。但是沒有辦法，人人都在用。IM——即時通訊——這個東西就是讓他人的存在決定你的存在。如果這次騰訊和360火拼後，有一半人不用QQ了，對我來說這倒是一件好事。這樣我就可以把它以及它的一大堆服務統統卸載掉。那之後呢？用什麼溝通呢？MSN？這個東西現在龐大和花哨的越來越像QQ。其實我覺得Gtalk還是不錯的，但是沒人用，而且google自己好像也不太待見這個孩子，連gmail上的聊天功能裡都可以加載視頻了，而Gtalk的開發幾年都沒進展——Google估計已經放棄桌面客戶端的開發了，他們現在想的是把所有項目都放進瀏覽器。其實反過來想一想，我們幹嘛非得即時通訊呢？這可能就是虛擬時代的主體的自我建構吧，我們需要在一個桌面客戶端的圖標閃爍中確認自己的存在，即使大多數人“隱身”，即使大部分時間沉默，但是那個圖標讓我們確認我們還活在這個世界裡，讓我們確認我們擁有和“他者”溝通的渠道。所以IM不僅是讓他者決定自我的存在，而準確的說，是首先創造一個可能的/虛構的他者，再通過他/她來構造和確認自我。
以上純屬扯淡。最後發一點毫不相干的感嘆：相繼看了360和騰訊的幾封煽情公開信，我的感受是，這兩家苕大的公司就找不出個能寫文章能煽情的人？滿紙的《人民日報》社論體，隨手摘一句——
“……打着“安全”的名义，以“恐吓”的方式胁迫不明真相的用户……但我们坚信邪不压正，时间最终会让用户明白真相……”
“不明真相”這個詞能不能算成語了？
德阿大战中罪吊诡的事情发生在场外：大多数男人都宣称自己喜欢马拉多纳，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男人都愿意自己成为勒夫（即使他们没有勒夫的脸蛋与身材，即使他们心怀妒忌）。湛蓝的紧身秋衣啊，性感与品位。所以说，男人的口是心非尤胜过女人。我不讨厌勒夫，但我依然和所有虚伪的男人一样，宣称自己热爱马拉多纳。
我一直觉得青春是用来挥霍的，就像马拉多纳。但问题是绝大多数人很快就会幡然醒悟、痛改前非。快到非常快，快到——用杨老湿的话说——噗哧一下就没了。18岁的时候，人人都是诗人，但是当你到25岁的时候，你就要认真思考是否一辈子做一个诗人——这句话是艾略特老湿说的。更粗俗一点地说，婊子做到了35岁，就要立牌坊了。马拉多纳做到了一些别人做不到、不愿意做到也不敢做到的事情，这不是指上帝之手，也不是世纪进球，这是指他永远挥霍不完的青春期。做一次流氓容易，做一辈子流氓实属不易——雷锋同志从正面教育过我们。
我们终究要做以勒夫为榜样的男人（即使气质上有差距），但是马拉多纳永远是我们失落的、被阉割的青春期勃起的阴茎。
我要感谢这场球……
赛前就知道凶多吉少。世界杯开赛前我们就说，巴萨的梅西有哈维，现在的阿根廷没有里克尔梅，同样也没有萨内蒂和坎比亚索。（事实上，里克尔梅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但遗憾的是，他和老马不和）。这场球输的责任，完全在马拉多纳，战术上的完败。昨天我们在讨论，老马赛前准备了吗？应该没有，老马的战术素养还停留在1986、1990，那个战术就是——马拉多纳。你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及格的教练，但我依然热爱马拉多纳！！
这是老马人生中最惨烈的失败，输得没有一点理由，以往的马拉多纳只有自己搞挂自己，这次彻底被别人搞挂，而且是德国人。的确，这场比赛之前的老马，有点兴奋过头、得意忘形了。有句话叫“小孩欢，必有祸”。新闻发布会上的马拉多纳就像是一个刚刚玩过头、打碎了花瓶的孩子，或者刚刚被别人欺负了的小流氓。总之，的确不像一个主教练。感谢这场球，我们又看到那个真正的马拉多纳！这个矮胖的身影，不是94年巴乔的身影，不是少女们崇拜的悲情英雄，他只是最真实的一个叫作马拉多纳的孩子的身影。也许你不喜欢，但这至少告诉我，有一些东西是不会随时间改变的，就像那个叫马拉多纳的孩子。这次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抵赖的理由，一个当场被抓了现行的小混蛋。
所以，我依然爱马拉多纳。他就像是某个隔壁某个邻居家的孩子，一个小流氓，后来他可能被抓、失踪或者被击毙，但是许多年后你依然怀念他。比起你后半生遇到的那些衣冠楚楚的绅士，你总是在梦里想起小时候和他一起偷地瓜、给别人车胎撒气或者拉女生裙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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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世界杯，文艺青年们都俗不可耐地爱着阿根廷。我不能、也不想免俗。为此我还发明了一句特别文艺青年的口号：Borges, Buenos; Maradona, Argentina!除了球赛，文艺青年们不能错过的还有这部电影。库斯图里卡+马纳多纳，光是听这两个名字就不能错过。没有任何意外，电影里的第一句旁白就引用博尔赫斯，文不文艺？虽然是记录片，整部电影都很库斯图里卡，其中之最，要数那个不断插播的马拉多纳教的胖子，典型的库式风格——库斯图里卡的狂欢不仅仅体现在音乐中，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那些静态的画面里（一般文艺小青年是看不出来的），就像他以前的电影里那些发生在平民家庭餐桌上的对话。唯一有那么一点点一点点意外的地方是，影片的第一个镜头中出现的不是马拉多纳，而是弹吉他的库斯图里卡本人，并且还借乐队主唱之口宣称自己是电影界的马拉多纳！看来，他也闷骚的很！另外反复插播的还有一段“世纪进球”的动画，sex pistol的歌声回荡中，女王、首相、总统像小丑一样在马拉多纳身后登场——我在想，这个电影在嘎纳放的时候，为什么英国人不像张艺谋那样愤然集体退场？
好吧，严肃的说，现在我琢磨的是，为什么这个电影让我热泪盈眶？？（当然，这也没什么丢人的，有人看韩剧还热泪盈眶。）上帝之手、查韦斯、格瓦拉……对于一个哲学系的学生而言，孤独的人并不可耻，可耻的是感动于这些左派文艺小青年才会感动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我当然知道这些和资本主义市场一样都是意识形态，甚至这些反资本主义偶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市场培养出来的。我当然也知道我应当理性地分析、判断，然后形成理论。当查韦斯和马拉多纳一起高呼拉美人民万岁、掘墓“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候，我们应当明白，这真的只是电影，而不是什么真正的革命。我们什么时候能摆脱左派幼稚病？但是，就像我们不能摆脱子宫一样，可能我们也无法摆脱青春期。有时候，你需要平衡荷尔蒙带来的内分泌失调，就算你自己知道那些乌托邦实际不过是一些资本主义电影公司制作的幻象。
这时候是很可怕的。一方面你觉得这个世界无可救药，另一方面，你有想偷偷地吃药，虽然明知是假药。就像马拉多纳更衣室里的可卡因。我们都需要可卡因！——在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原始的暴力冲动。电影最让我振奋的镜头是，在博卡主场，已经退了役的马胖子在包厢里边看球，边大骂对手是son of the bitch（我不懂西班牙语，英文字幕是这么写的）！马拉多纳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本来可以成为贝利、成为乔丹，但每当他要被捧上神坛的时候，他就自己站出来，用实际行动告诉广大人民群众：老子就是一流氓！！我就喜欢这个流氓！
发泄完了之后生活还是要继续，我们还是要抉择。(回归理性——走出子宫的弑父行动——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是必须的，我们不能永远躺在子宫里做左派小愤青。)但是，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从头选择，从小去踢球？——像马拉多纳一样在草地上流汗、把格瓦拉纹在身上、大骂一切反动派、不需要理论，只是做一个世俗的无知的愚蠢的冲动的左派小愤青……就像结尾时的歌里唱的：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要像他一样生活，为所欲为，生活不过是黑白之间的一场赌博，生命在赌博中延续……
最后，7月3日，Go！ Marargentina！——我的新口号。
按：前南斯拉夫地区的人是生性活泼、能歌善舞的人，同时又是饱受苦难的人。这让这个地区出产的优秀文艺作品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一种严肃的苦难与黑色的诙谐相结合的气质，比如：库斯图里卡。不仅在电影里，在诗歌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些，比如：查尔斯·西米奇（Charles Simic）——一个作为美国桂冠诗人的塞尔维亚后裔。如同James H. Billington的评论，与西米奇的诗歌伴随而来的是“黑暗的投影与反讽幽默的闪光”。这种反讽和幽默与恶搞无关，与后现代也无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更接近于古代诗歌吟唱者的伟大传统，那些人类的苦难和欢笑。
在图书馆
致奥克塔维奥
有一本书叫做
《天使词典》。
五十年来从未被打开，
我知道，因为当我翻开它时，
封皮吱呀，书页碎裂。
在书里我发现
天使曾经富饶得
如同各种苍蝇。
黄昏的天空
它们如阴云密布。
你需要挥舞双臂
只为了将它们赶走。
此刻阳光从
天窗射进来。
图书馆是一个静谧的地方。
天使和上帝蜷缩在
黑暗的合上的书本里。
巨大的秘密躺在
琼斯小姐每天擦身而过的
某个书架上。
她很高，所以她
俯耳倾听。
书籍在低吟。
我听不见，但是她可以。
Le Monde Diplomatique, March 2010
巴勒斯坦的過去記憶
巴勒斯坦已在電影中(Palestine already exists on film)
過去10年以來，一波巴勒斯坦電影人的新浪潮已經在銀幕上建構起了一種特別的國家（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相比于早期描繪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和故事的電影，這股浪潮更加直接地指向政治。
作者：Sabah Haider
當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義(the second intifada)（開始于2000年九月）仍然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占領區席卷蔓延的時候，拿撒勒(Nazareth)出生的電影人Elia Suleiman的電影《神圣的介入》(Divine Intervention)（2002）作為巴勒斯坦地區被提名的參賽作品，被送往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學院拒絕了這部電影，理由據說是“巴勒斯坦不是一個國家(country)”。2006年，當巴勒斯坦電影人Hany Abu-Assad的電影《此刻的天堂》(Paradise Now)（2005）在同樣的獎項被提名時，學院接受了它，并將它的國家(country)視為“巴勒斯坦權力機構(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學者Edward在為一本關于巴勒斯坦電影的著作——《一個國家(民族)的夢想》(Dreams of a Nation)——所作的導言中說過：“巴勒斯坦人的整個斗爭史渴望被看見。”這種渴望驅使了過去十年來巴勒斯坦電影的新浪潮。巴勒斯坦電影在過去40年里已經不斷地革新自己，但是直到2000年開始的第二次大起義，它的電影才獲得國際的關注。并非因為它們的存在，而是因為它們表達了一種在社會、文化以及政治上的前所未有的態度。
在過去的10年里，世界各地成千上萬的巴勒斯坦信念的支持者——不僅僅是巴勒斯坦人——已經拿起攝影機，在數碼技術的幫助下，拍攝那些電影——關于巴勒斯坦以及今天巴勒斯坦人一如既往的苦難。他們賦予這些電影的獨特之處在于，通過歷史和社會事實去記錄巴勒斯坦人的斗爭、以色列的占領以及文化上的認同(cultural identity）。
研究巴勒斯坦電影的權威學者——Nureth Gertz和Michel Khleifi——在他們的著作《巴勒斯坦電影：風景、創傷和記憶》(Palestinian Cinema: Landscape, Trauma and Memory)中定義了四個不同的時期。第一個時期從1935年到1948年的浩劫(nakba)（或災難(catastrophe)，指1948年巴勒斯坦人被武力驅逐出他們的家園）。第二個時期——“沉默時期(the epoch of silence)”——在1948年與1967年之間，其間沒有電影出品。第三個時期的電影產生于1968年和1982年之間的革命時期——其誘因是六日戰爭(the Six Day War)后西岸和加沙被占領，這些電影大多是由流亡在黎巴嫩的巴解組織(PLO)和其他一些巴勒斯坦組織所拍攝。第四個時期，開始于1982年，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之后，直到今天。
有國而無籍(Stateless but national )
一位阿拉伯電影專家、加州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Lina Khatib博士說，一部電影與歷史之間的關系是主觀的。她說，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的矛盾是最明顯的例子，可以證明在好萊塢與阿拉伯電影中，同一個歷史事件被賦予了“不同的，經常是相互矛盾的解釋”。她說，每一方所建構的真相都產生于具體的、不同的歷史語境，結果就反映出那些不同之處。
巴勒斯坦新浪潮中的電影天生是政治的。它們是抵抗運動的影像建構，特別是2000年以后的時期。第二次大起義是巴勒斯坦人斗爭中的關鍵事件，在這個關鍵點上，一種建構國家（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方式發展起來，這種認同被社會與歷史事實所決定。接踵而至的一系列電影形成了新的浪潮，伴隨著巴勒斯坦人的聲音——在沖突中，這種聲音成為一種可能的選擇，不同于占據主流的以色列人的話語。
巴勒斯坦電影真的是一種無國籍的民族（國家）電影(a stateless national cinema)，代表了世界范圍內在社會、經濟以及地理上分裂的9百70萬巴勒斯坦人——據估計74%的巴勒斯坦人是難民。穿越整個占領區，巴勒斯坦人幾乎一直沒有途徑去接觸電影——在第一次大起義(the first intifada)中，以色列關閉了所有的娛樂設施，包括電影院。以色列政府曾限制其占領區內人民的行動，并且扼殺他們的文化成果，禁止文藝作品的公開展示和有關文化活動的集會。
定義巴勒斯坦電影并不容易。在一篇文章中，在貝魯特出生、英國長大的電影人Omar al-Qattan問到，除了父母是巴勒斯坦人之外，到底什么讓他成為一個巴勒斯坦電影人。他說，他與巴勒斯坦的關系是一種道德上的必要(an ethical imperative)，為此他擔負起家族歷史、文化傳統以及與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友誼。al-Qattan堅定不移的信條是，他將 “所有與巴勒斯坦聯系在一起的電影”都稱作是“巴勒斯坦的”，“并不將這一稱謂限制在狹隘的民族（國家）主義者(nationalist)的界限內”。通過al-Qattan的定義，我們可以理解，為什么《陽光之門》(Bab el Shams)（2005）被認為是一部巴勒斯坦電影，盡管它由埃及人導演、法國人投資。
希望與絕望
《一個國家（民族）的夢想》的編輯Hamid Dabashi寫道：“一部巴勒斯坦電影的真正的主題在于指出它形成的根源，以及由此形成的獨特性格中的那種痛苦的傾向。電影世界并不十分了解怎樣去處理巴勒斯坦電影，這首先是因為它作為一部無國籍(stateless)的電影出現，卻有著關于國家（民族）的(national)嚴肅意義”（1）。這些或許在Elia Suleiman的新電影中被很好地反映了出來——《剩余的時間》(Time That Remais)（2009），他的巴勒斯坦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失蹤報告》(Chronicles of a Disappearance)（1996）和《神圣的介入》是另外兩部）。在這部電影中，他說觀眾要思考這樣的事實——非常簡單的事實——“時間正在走向盡頭”。
巴勒斯坦新浪潮中的電影建立在共同的關鍵的社會事實上，比如占領、無國籍以及為了回歸的權利的斗爭，以此建構一種國家（民族）(national identity)認同，超越于分裂的大流亡。以色列的占領和壓迫通過對檢查站、路障以及身份證的刻畫而被描繪出來。持續的無國籍和對一個民族（國家）(national)家園的渴望同時被表現為希望與絕望——滿懷希望的人繼續期盼一個主權國家(a sovereign nation)；那些不抱希望的人——如同Elia Suleiman電影中的角色——承受著挫折與痛苦。回歸的權利支撐著所有這些電影，如同那些電影中的角色試圖去消除他們受苦的原因，回到家里，重歸一種和平而安全的狀態。
第二次大起義讓人們看到了可能崛起的象征：亞西爾•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檢查站和路障，西岸的隔離墻和定居點的擴大。新浪潮中的大部分電影將場景放在西岸，在那兒巴勒斯坦人住在墻的后面，用于斗爭的共同的支柱是——無國籍、壓迫、抵抗和回歸的權利。自從以色列封鎖加沙地帶以后，就很難在那兒拍攝電影，盡管去年一部有力的長片發生在加沙——《艾麥德•阿凱爾》(Imad Aqel)（2009），關于在沖突中被殺的一個哈馬斯抵抗運動戰士。在被占領之下，伴隨著以色列的封鎖，在一個一貧如洗的地方，拍攝一部電影是某種成就，盡管國際社會的頭條新聞聚焦在這部電影是由哈馬斯投資制作的事實。電影中的四位演員后來死于鑄鉛行動(Operation Cast Lead)——以色列在加沙發動的22天的戰爭，從2008年十二月到2009年一月。
一種文化武器
Khatib所說的“具體歷史語境”的觀念可以聯系到另一種觀念，即：對關鍵的潛在的 “社會事實(social facts)”的認同。“社會事實”是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涂爾干(Emile Durkheim)發明的術語。在他看來，社會事實可以同時是“客觀的、頑固的和持久的”，并且是理解集體意志(will)或意識(consciousness)、以及群體認同(identity of a group)的關鍵。涂爾干將社會事實定義為“其在行為和思想方式上具有獨特性，這種方式的影響被強加到個體意識中……甚至，用以代表這些構想(conceptions)的象征符號也依據社會類型的不同而不同”（2）。
在巴勒斯坦新浪潮的電影中，通過歷史的與政治的方式，電影和現實的關系被轉變為制造一種文化武器，在現實中同樣扮演著抵抗的角色。這些電影是被壓迫者的歷史語境。
在倫敦或紐約的時尚人士中，很少有人知道他們從H&M或Top Shop購買的kuffiyah圍巾的政治含義。在浩劫時期，kuffiyah多少有些巧合地成為巴勒斯坦人團結和抵抗的象征。這是文化上的偶然。在以色列建國以前，巴勒斯坦是一個農業社會，土地與稼穡是巴勒斯坦文化傳統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浩劫中，當猶太復國主義者摧毀村莊、巴勒斯坦人離開家園的時候，農莊是最先被破壞的。而那些離開的農民往日就戴著kuffiyah，以此讓自己免受夏日的暴曬與冬天的寒冷，勞作在他們的莊稼地里、柑橘林間以及橄欖叢中。在新巴勒斯坦電影中，kuffiyah是回歸的象征。
另一些象征符號是原始的巴勒斯坦地圖（1948年以前）、土地本身以及巴勒斯坦人的旗幟。歷史表明，作為人類，當我們的聲音和行動都無法傳遞出我們之間的認同的時候，我們依賴于符號（在法國，如果沒有法國國旗，大革命紀念日(Bastille Day)會變得和今天不一樣）。而在新浪潮電影中，巴勒斯坦人的旗幟是團結、抵抗以及國家（民族）主義 (nationalism)的最早的象征符號。
比如在Suleiman的《神圣的介入》和Abu Assad的《此刻的天堂》中，電影建構的基礎是將電影角色同以色列占領下的氣氛以及被占領區的風景聯系起來；這創造了一種語境，使他們成為電影敘事的一部分。《神圣的介入》中，在那個幻想的戰斗片段里，主角的女友被包上一塊kuffiyah，仿佛她參加了同以色列士兵的戰斗并且消滅了他們。如果沒有kuffiyah，這里的潜台词很难被女性主义者所理解。無論如何，kuffiyah將巴勒斯坦人身份的同一性戴在了她的臉上，她變成了巴勒斯坦抵抗運動的一個象徵符號。
這些電影同樣都確認了一種一致的集體目標：回到家園。但《神圣的介入》可以被解讀成一個關于國家（民族）(national)抱負的破滅的寓言，而《此刻的天堂》則可以被看成一個關于決心的更大的寓言。在巴勒斯坦裔美國籍電影人Jacir的《這片海中的鹽》(Salt of this Sea)（2008）中，主角Soraya是一個布魯克林出生的美國青年，同時也是一個固執的巴勒斯坦難民。她一直試圖抵達在加沙的她祖先的家園，去面對她個人的身份和家庭的歷史，并且盼望著能夠收回她祖傳的家園。作為歷史學家，Issam Nassar說過：“1948年巴勒斯坦人被強制驅逐而流亡，以及最終在中東地區建立起來的各個難民營，代表了一種語境，在這種語境下，老巴勒斯坦人的地方和公共事務都轉變成了民族（國家）主義者的(nationalist)事情。”（3）
新浪潮的電影人成功地構建了一種巴勒斯坦人的國家（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這種認同超越了流離失所的分裂；他們讓電影成為重要的媒介，去記錄和保存他們斗爭的歷史。關鍵之處在于，他們保存了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方言——考慮到巴勒斯坦居民的分散，做到這一點并不簡單。阿拉伯裔的美國記者Nana Asfour說：“把巴勒斯坦電影聯系在一起的東西是語言——巴勒斯坦人的阿拉伯語，主題——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以及每個導演的渴望——想要以巴勒斯坦人的方式去拍攝他自己的鏡頭。”（4）
我最近在貝魯特遇到Elia Suleiman，他正在宣傳他的新電影《剩余的時間》——去年曾在嘎納首映。他認為巴勒斯坦電影人多元化的聲音是值得傾聽的。“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說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間的沖突是整個世界的縮影，還是說整個世界是巴勒斯坦的縮影。巴勒斯坦正在全球范圍內成倍增加，并產生出了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我覺得如果你去秘魯，你同樣會發現正在苦難中的巴勒斯坦。”
(1) Hamid Dabashi, ed, Dreams of a Nation: On Palestinian Cinema, Verso, London, 2006, p 7.
(2) Emile Durkheim, 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 The Free Pres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8.
(3) Issam Nassar, “Reflections on Writing the History of Palestinian Identity”, Palestine-Israel Journal of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8:4/9:1, 2001.
(4) Nana Asfour, “Reclaiming Palestine, One Film at a Time”, Cineaste, New York, summer 2009.
当国内媒体一遍又一遍地提3.6亿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时，这已经快变成陈词滥调了。我们得看看google如果退出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以及他想要什么？
1，就目前而言，google在中国的盈利仅仅是他很小的一部分，为了这一小部分忍受道德压力与政治干预显然不合算；
2，那么，未来呢？中国当然是潜力市场，但是众所周知的是，google的目标是他的全球云计划。对google而言，未来是云计算的未来。如果，他认为，从技术上说，中国的网络管制将无法使其（完全）融入自己的未来信息王国中，那么他确实有可能放弃。也就是说当现在没有利益（还要背负道德压力），未来还要大打折扣的时候，这个买卖当然不划算。
3，中国企业在世界的并购狂潮也可能是一个因素。也就是说，google将确立一个道德标杆，这一点将使未来任何来自于中国的IT企业并购美国企业或进军美国市场时，在政治上、道德上大打折扣（首先国会可能就不通过）。对于美国企业来说，未来的主要竞争来自中国，这种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在中国国内这3.6亿的市场。关于这一点有一篇文章分析得很有道理：http://www.google.org.cn/posts/google-v-baidu-it-not-just-about-china.html
总之，没有企业会对如此巨大的一个馅饼不动心，关键是利益得失的权衡，从目前来看，google离开所失去的并非像我们的媒体所想象得那么多（除非彻底封锁google.com），说不定还会得到一些什么，虽然我们不确定他将得到的够不够补偿他失去的。况且，现在失去的也可能今后夺回来。比如，当网络世界已经进入下一个世代，当未来中国政府不得不开放管制，而那时，如果Google（或者别的什么国际公司）已经一统江湖、确立世界标准了呢？到那时，我们是不是还要请别人回来？
即使google这次是一时冲动，也未必一定是输家。这如同，中国闭关了30年，造成了极度落后，但客观上也造成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中，政府对主权的完全操控，从而也保障了经济的稳定。（拉美也经济奇迹过，但拉美的很快泡沫化与政治上的不自主有很大关系。）简单得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我宁可没有钱，也不能听你的。现在，全世界要人民币了，但如果外国人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宁可不要钱，也不听你的呢？
当然，这是玩笑。现在不要钱，还是为了以后要钱。最终他们还是要来进攻中国市场。但是如上所言之种种，他们可能现在要抉择的是，是进入城市巷战，还是农村包围城市。后者也并非不是好办法。据最新报道，希拉里已经找来美国各大网络巨头开会了。据说，美国政府要推动帮助中国、伊朗网民突破网络封锁的技术帮助。这下子，你翻墙，有人在外面接着。也许有一天，当墙倒了的时候，中国企业突然发现世界已经面目全非，而外面的人早就沐浴更衣准备进城了。
罔兩 